台灣媒體目前一面倒地以德國的「慷慨」、「大愛」來報導這次德國對難民施以援手的決定。當然，向來勇於面對二戰包袱的德國做出這個決定也讓各界很自然地引申出「出於歷史責任而做出的決定」這種「政治正確」說法。的確，歐盟女王安潔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決定不能以正確或者錯誤來定論，德國勇於面對納粹過往，積極致力於賠償傷者和教育後代的努力有目共睹，這次的事件也展現了德國承擔社會責任的肩膀。
但如果更進一步地了解德國的高齡化、青年失業率、社會階層停滯等，我們更應該將這次的「援助」從責任、大愛這種道德抽象的概念回到實際層面來看待：德國所接受的難民將根據各邦的稅收以及人口數量來分配，如：第一大邦（人口與稅收比）北萊茵威斯法倫（Nordrhein-Westfallen）將接受的難民數量最高，佔總難民數的21%，其次是巴伐利亞邦（Bayern）和巴登符騰堡邦(Baden-Württemberg) ，各佔15%及12%。難民將先被安置在難民營中三個月，等待註冊手續及醫療檢查後再行分配置各邦安置。換言之，後續難民的融入問題、款項補助將對德國帶來不小的衝擊。政府目前計畫為妥善安置難民，各邦將追加一至一點五倍不等的預算，以目前德國聯邦及各邦財務狀況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聯邦議會和各邦代表將對此於9/24招開會議。
的確，梅克爾團隊所做的決定將為德國帶來大量的基礎勞力，同時帶來國際聲望，為這個歐盟霸主在世界的地位向中東推進。但巴伐利亞的基督教社會聯盟黨(CSU)也談到德國無法孤軍奮戰來解決這次難民的問題，同時難民的湧入可能對德國整體的社會結構造成衝擊。
其實德國在戰後以最大誠意針對二佔受害者及其家屬做了賠款和安置的措施。包括對猶太人立國的以色列以及波蘭等其他12個東歐國家，截至1986年為止共賠款超過數百億馬克（非官方統計超過千億），總理Willy Brandt也在1970在華沙向遇害者紀念碑下跪表示哀悼，並表示德國將勇於肩負這「永恆的責任」。時至今日，德國國內對於納粹行為依然保持譴責的態度，這歸功於教育和社會共同價值的努力和實現，但這並不表示社會對此沒有更進一步的思考。目前德國青年已進入戰後第四代，對於曾祖父母的過往既陌生又無奈，好像德國人一出生就肩負了一種「歷史原罪」，非得一輩子躬著身子才能抬頭。年輕一代對於責任、義務、和罪過的思考已不似從前那樣保守。所以，「出於歷史責任而做出的決定」這個解釋，太過簡單，也不適用在今日的德國新一代身上，這之間造成的歷史誤解和對正義訴求的無限上綱，我想，任誰也無法接受。
對於德國無條件開放邊界接受難民的決定，身在台灣的我們，曾經一度「落難」成為亞細亞的孤兒（現在變成身分認同障礙的孤兒@@?!）的海島居民，應該更加深刻地去思考和觀察當前整個國際局勢牽一髮動全身的緊繃狀態。德國在難民接收的決定上做了、或應該做了怎麼樣的政治、經濟、甚至是道德考量，都是我們在面對亞洲局勢或者是兩岸政策上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的範例。絕對不要陷入「給德國人拍拍手」這種天真的想像之中。
德國這次的舉動的確值得拍拍手，但只懂拍手而不懂背後緣由的「天然呆」，我只能說：「德國也不是省油的燈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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